汪机《针灸问对》学术思想评析--上海都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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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机《针灸问对》学术思想评析

《针灸问对》为明代医家汪机所撰。成书于明嘉靖庚寅年刊刻时题名《针灸问答》，后来其同邑门生将其著作收集成丛书《汪石山医书八种》。《针灸问对》作为汪机的代表作，是针灸史上第一部全面展开评议针灸理论与刺灸方法的专著。自刊刻以来流传甚广，仅据《新安医籍考》记载自明嘉靖本到今《新安医籍丛刊》本包括日本抄本，就存有八种刻本。此书共有三卷，计84个问答，上、中两卷分别论述针灸之理、法，下卷则阐释灸法及其所推荐的针灸歌赋。书中简明扼要，清晰精当，所论颇有见地，既有众家之论，又有个人看法，还有临床见候。其溯针灸法之源，释《素问》《难经》针灸法之要，揭露针灸医学中的一些流弊，敢于畅言己见，在针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笔者初学针灸时有幸在李、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粗读《针灸问对》，并写下读书笔记一篇，此后的学习及临床实践每遇困惑时，总是能从《针灸问对》中受到启发和指导。现将《针灸问对》一作学术思想特点浅要评析如下。

《针灸问对》得到了古今医家的重视和研究，特别是当今针灸医学者对其学术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姚玉芳总结其以《内经》《难经》为本、针法浑是泻而无补、重视灸法而反对无病滥灸、以诊视为务、临床施治不可守经无权。孟丹等则总结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用针从简、无病忌灸、灵活治病取穴、怀疑否定针刺手法和行医陋习。潘思安等则从其详审气血、遵本《内》《难》、承丹溪术、无病忌灸、针主泻实、诊视为务、力纠时弊等方面阐述了《针灸问对》的学术思想。张蕊等将其总结为遵从经旨、治病无定穴、针灸必先诊脉、针法有泻无补、无病忌灸、勇于批《金针赋》及子午流注针法。王聪则还详细总结了其灸法特点，灸有补泻、灸主温阳、三伏慎灸、头穴少灸、无病忌灸等。总而言之，汪机《针灸问对》学士思想特点得到了全面研究与总结，主要包括崇经重典、穷搜博览、辨证论治、识脉察形、敢于批判针法、主张针有泻无补、重视辨证主张病无定穴等方面。笔者在充分挖掘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发现仍有以下学术思想特点深深地影响着针灸学习及临床实践，值得进一步探讨。

1 批判针刺男女不同

首先汪机对于捻针补泻男女左右有别上提出批判，在文献《针灸问对》第63问中，反对《子午流注针经》卷上《流注指微针赋》所言“男子左写右补、女人左补右写”之说，他先引用窦杰《针经指南》将“左右”解释为“大指次指相合，大指往上进，谓之左，反之谓之右”，然后进一步引用《难经·七十八难》详尽描述古人补泻心法：“待气至针动，因推针而内之，是谓补;动针而伸之，是谓泻”，指出古人未尝有男女左右捻转补泻有别之说，后世追求新奇，才有此说。汪机尚对于男女之气因早晚的不同而上下状态有别以及据此而提出的早针晚针使男女之气上行下行的说法提出批判。文献《金针赋》言气：“男子气，早在上，晚在下;女子气，早在下，晚在上”，言针：“男子早针，气乃上行;女子早针，气乃下行”，他对此引用文献《灵枢·营卫生会》：“营气行于脉中…卫气行于脉外…至平旦与荣气会于手太阴”。在文献第71问中，明确提出“卫气之行，但分昼夜，未闻上下”，批判男女脏腑、经络、气血往来有不同之说为“似涉无稽之谈，安可为法与人哉”。此外，其对午前午后男女补泻有别及提插补泻男女寒热有别予以批判。徐凤《针灸大全》言补泻之法时，提到男则“提针为热，插针为寒”，女则“插针为热，提针为寒”及“午前如此，午后反之”。文献《针灸问对》第72问对此引用《素问·脉要精微论》：“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来论述一年的阴阳升降，并分析一日之阴阳升降为“午前阳升阴降，午后阴升阳降无分于男女也”。对于提插男女寒热不同，汪机引用《素问·针解》：“刺实须其虚者，针下寒也，刺虚须其实者，针下热也”，明确提出寒热之分惟针下为候，不以提按分男女。汪机在《针灸问对》中对于针刺男女不同大为批判，但均引之《素问》《灵枢》或引《难经》，如此引经据典，全面阐释，说理熨帖，而非逞口舌之快，值得针灸学习者学之、思之。

2 批判针不守神

针刺前，汪机认为医者应当充分把握患者的形神状态，在文献[9]第59问中其引用《素问·保命全形论》中“料患者之行气，使同于己”强调把握患者形气的重要性，认为“可玩往来，乃施于术”即施针于患者前应当全神贯注以把握神气的往来。针刺时，汪机认为“至其当发，间不容瞚”即施针时不可以有瞬息间的耽误，并指出手的动作要专一协调即“手动若务”。以此汪机还特别强调施针时不能受外界的纷扰要专心致志即“如临深渊，不敢堕也”“神無营于众物”。因此汪机在文献第67问描述了“置针于穴，略不加意，或谈笑或饮酒，半晌之间，又将针捻几捻，令呼几呼，乃复登筵。以足其欲，然后起针”等一些医家不专一、不守神的现状，批评了当时针家不重视守神、漫不经心的现象，并引用《素问·保命全形论》中“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及《素问·离合邪论》中“如待所贵，不知日暮”等言论述守神。汪机坚持针灸医生应该全神贯注施术，不得心在旁骛，在书中汪机参引《内经》、《难经》中“虚之与实，若得若失;实之与虚，若有若无，有见如人，有见如出”，“寒则留之，热则疾之”及“刺热厥者，留针反为寒，刺寒厥者，留针反为热”等，指出了候气、得气、守气的重要性。古今一同亦存在随意施针，漫目施法的随意现象，而“本于神”是针刺疗效的保证，因此汪机批判针不守神的思想无论古今永不褪色。

3 针刺前后均当有忌

针刺安全是针灸临床不可回避的问题，《素问·刺禁论》是最早专述针刺禁忌的古代文献，对后世针刺临床安全规范具有深远影响，得到历代针家的重视，包括穴位、时间、适应症的禁忌。而针具制造技术的进步、及针刺手法的成熟，使得很多古代禁针慎针穴在现代针灸临床中都已经解禁。历代医家及临床大都以严重精神症状、局部皮肤溃破、全身感染、饥饱醉劳等为针刺禁忌。这些禁忌均为针刺前的禁忌要求，以致鲜有医者提到针刺后的禁忌。汪机认为，针刺的禁忌不能仅仅局限于针刺前，针刺后亦当有所禁忌。汪机专设一问，引文献《灵枢·终始》说明，“凡刺之禁…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针灸经络理论的独特体系决定了针刺作用的体现不仅仅是针在穴时所刺激的作用，针刺是通过刺激腧穴从而调节经络气血发挥其持久作用的。由此可知，针刺时、针刺后信息仍在连续的传递，腧穴对经络的调节即其调节作用仍在发挥。因此汪机当时不仅仅局限于针刺前的禁忌，还重视针刺后的禁忌实为周全难得。

4 知穴善用

对于取穴用穴，汪机以为圣人“取三百六十有六，按岁之三百六十六日也”，而后人加以奇穴则“犹置奇穴”。汪机在文献第36问中专门就“八穴治病，多有效者，何如？”做了论述，提出知而善用的观点即“知而用，用而的，病乃可安”。详细分析了八脉交会穴的适用情况“八穴病在气分，则有可劫之功”对于医家泥而不用的情况，汪机表示“良可笑耶”。对于井荥输（原）经合六十六穴，其则称世人拘泥于日时之开合，用之犹未周备。对于三阴交的用法，在文献第38问中汪机亦有论述，他认为“脾主中，肾、肝主下”，因此三阴交一穴可调中下焦气即“一穴可尽之”，据此汪机提出除非危机证候，冲犯三阴者，不能轻易针刺三阴交。对于期门穴，汪机也专设第39问，先是论述期门为十二经之终，肝之募。而后论述了其三个适用病证即伤寒过经不解、妇人热入血室、木郁诸疾。此外，汪机对于井穴补泻方法也有论述，第55问中其引用《难经》所言“泻井者，只泻其荥，补井者则补其合”，强调“补泻反则病危，可不谨哉”不能补泻施反，一定要谨慎。汪机在《问对》一书不仅仅阐述针灸之大理大法，尚着眼于具体腧穴特性及其用法，事无巨细知穴善用的学术之风跃然纸上。

5 取象比类，精准巧妙

取象比类法是中医学主要的认知方法之一，贯穿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维之中，在中医思维中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其作为是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它渗透在中医针灸理论的方方面面。汪机“日逐笔录，积之盈箧，不忍废弃”勤而不辍的同时，在《针灸问对》一书中饱含取相比类、形象生动的描述，令人过目难忘，不管是理解还是记忆均能有事半功倍之效。如第35问中用：“譬犹匠者教人以规矩取方圆也，规矩之法在师，方圆之法则在子弟”规矩与方圆的关系形象的解释了授业与学业。在第60问中“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补法如同随之意，好像蚊虻停留时的动静不定，而轻巧的手法就如同蚊虻的盘旋停留，出针时则快如断弦一样，层层比喻，生动之极。第37问“用针之士，多于膻中、鸠尾、中庭针之，亦犹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孺子，事有差误，则将倾覆社稷，荼毒生灵。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夫针三穴亦然，犯真心，死不可救，必须自揣己才，果有如伊芳周之能，可以扶危持颠，方能保心于无危也。”要想在危险的穴位上用好针就要有被称之为国之肱臣伊尹、周公那样辅佐幼小无知的君王的能力才行，比喻及其恰到好处。在第34问中将针灸治病描绘成排兵布阵“彼动则此应，或出于奇，或守于正，无有定制”尤为生动形象，将守某穴治某病的“执中无权，按谱施治”比成“狂潦泛溢，欲塞下流而获安”。诸如此处的妙句书中处处可见，展书读之如沐春风，合而味之则如绕梁佳音，另后学欲罢不能。

汪机《针灸问对》遵《内经》《难经》，又博采众长，其针灸学术思想缜密细致，学术观点简明得当、说理熨帖，扩大了针灸的临床应用思路，为临床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尤其是汪机面对医学理论的疑难点时敢于直抒己见，对医学界不良风气勇于拨乱纠偏，无疑为针灸理论的正本清源做出了杰出贡献。笔者非常遵从现有的汪机《针灸问对》的学术总结成果包括崇经重典、穷搜博览、辨证论治、识脉察形、敢于批判针法、主张针有泻无补、重视辨证主张病无定穴等诸多方面。另外补充了批判针刺男女不同、批判针不守神、针刺前后均当有忌、知穴善用、取象比类精准巧妙等学术思想特点。笔者还认为汪机并未一概否定针但泻无补，其书中虽然明确提出“针乃贬石所制，既无气，又无味…何得为补？”以及“气血阴阳俱不足，勿取以针，和以甘药是也”等明确的论述。但通览全书，其多次介绍针刺补泻的手法，此处可窥见其对针刺浑然有泻无补之说尚不能一概而论。此外，汪机对于《金针赋》等针法的批判上有所偏激，诚然有针灸医家未能将针刺手法切实的运用到临床当中去，但其针刺手法是针灸的灵魂不容置疑。

总而言之，汪机《针灸问对》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其针灸理论的总结及其对临床诊断、刺法、灸法的指导，也不仅仅是笔者寥寥数条的总结与评析，笔者认为更多是“规矩之法在于师，方圆之法在于子弟”的精神内涵，启示我们针灸人当师针源，以灵素、甲乙、大成为规矩;当灵活运用，以临床各异、随机应变得方圆。此外尚能窥见其学习中医取像比类的精妙，激发后世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